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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一早,我接到好友的电话,告诉我她的两个朋友抢救无效,不幸先后在医院去世了。虽然我并不认识她的朋友,但还是感到震惊,每天新闻里的数据突然不再抽象。
 
这场百年不遇的疫情,没有边境,不分种族,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蔓延了全球,至少有25万人因此而丧生。那些死者的亲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园、厨房、卧房或者洗手间的镜子里......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,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,永远留在那里。
 
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经写过一首叫《天鹅》的诗,他把生命的努力比喻成天鹅笨拙的行走步态,而把死亡比喻成天鹅踌躇地踏入湖水。温柔的水轻轻地把它接住,向它屈服,在它身下流淌。波浪里,天鹅不再犹豫,带着帝王般的镇定安详,它终于可以自如地滑行。这个画面给我带来宁静。也许死亡并没有那么可怕,悲哀只属于幸存下来的人,因为他们无法停止对逝者的爱。
 
一个半月前,马友友发起了《安慰之歌》(Songs Of Comfort)的网上音乐会,以祭奠亡者,安抚生者,赞美生命。很快,全世界各国的演奏家、歌手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都开始参与,《安慰之歌》像春风野火一般流传开来。人类学里有一个“线粒体夏娃”的理论,它假设整个人类是二十万年前同一个非洲祖先的后代,她的子孙后代在不同时期离开了非洲,散布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听那些《安慰之歌》让我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合一。英语里面一个过去并不常用的字“oneness”,在这场疫情中,到处可见。“夏娃”的后裔们,在自己各自不同的时空,通过音乐,将地球变成一个村庄。一个人的抒情,变成了所有人的抒情;一个人的损失,变成了所有人的损失;一个人的哀悼,变成了所有人的哀悼;一个心灵,升华了所有的心灵……
 
不知不觉已经是五月了。水果店里,出现了暑天的水果 — 杏子、李子、桃子,还有黑莓、草莓、樱桃,新鲜得好像还滴着露水。路边树叶的绿色越变越深,葱葱郁郁;粉红的樱花像雪花翩翩飘下,落在路人的肩上、头发上;草地上的蒲公英绒球犹如无数仙子,在空中纷飞起舞。人们院子里的水仙、郁金香、小苍兰开始枯萎凋谢,它们将落叶归根,回到生下它们的土地;而就在它们的身边,牡丹、杜鹃、丁香盛开了,牡丹花大得像婴儿的脑袋,在风中轻轻晃动。自然就这样无休止地变换和循环着,生与死从来离得很近,就像光明与阴暗,美丽与恐怖。
 
我戴着耳机散步,听着德沃夏克的《新大陆》。这场演奏大约55分钟,正好够我走到海湾一个来回。记得第一次听这个音乐,是在拍电影《苏醒》的时候,我们几个演员聚在导演滕文骥家里,听他给我们讲解古典音乐。他是我当时认识的人里,唯一有古典音乐唱片的人,那是文革中被禁的东西。我们坐在那里,全神贯注、一动不动地听。只有滕文骥一个人,在气势磅礴、摧枯拉朽的段落,奋然起身指挥;在温婉细腻、抒情的段落闭起眼睛、张开鼻孔,抬起手臂,好像在延伸某一个音符传递给他的欣喜若狂。那天,我被一种神赐的魔力所震撼,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那份感动和渴望。也许音乐正是语言和沉默都无法涉及的一种表达,它那么抽象,却又那么直接地触碰到人心。忘了是哪个哲学家曾经说过,当莎士比亚必须描写无法表达的感情时,他便放下羽毛笔,求救于音乐。音乐的似水柔情能穿透心灵最隐秘、最柔软的缝隙,融化人间哪怕最坚如铁石的心肠。
 
德沃夏克是捷克人,创作《新大陆》的时候,他住在美国。他的灵感来自于美国辽阔的疆土,也来自于黑人的“心灵音乐”(Negro Spiritual)和印第安人的本土音乐。在一篇采访中,德沃夏克曾经谈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的音乐,跟古老的苏格兰音乐有一种莫名的相似。他把自己波西米亚人的音乐传统和这些不同民族的元素结合在一起,谱写出了《新大陆》。每次听,我总是被第二乐章管乐的娓娓道来所打动,它好像在诉说“很久以前……”那样远古的童话,让我联想起我们的祖先们,长途跋涉走出非洲后,发现新大陆的景象;或者是每一个背井离乡的人,在找到一片绿荫,一条大河,一块可以歇脚、扎根的土壤时的心情。
 
回到家里,邮递员正好在家门口送信。小女儿Audrey接到一只硬纸盒的包裹,是她夏威夷学校的好友寄来的。她拿起纸盒轻轻摇了摇,里面传来一阵唏哩哗啦的响声。打开后,我们发现一只破碎了的玻璃碗、一堆卵石和彩色玻璃球。Audrey笑眯眯的,似乎一点也不介意接到的是已经打烂了的礼物。她从柜子里取出一只圆形的玫瑰花樽,把石子儿、玻璃子儿都倒了进去。突然,她在里面发现了一只带彩石的银戒指,高兴得忘乎所以。她的生日就要到了,18岁,人生最绚丽的花季。
 
丈夫下班回来,看到有人给女儿寄礼物,突然羡慕起送礼物的人。除了玫瑰花,我从来不让他给我买任何礼物。结婚的时候我跟他说好了,不要给我买生日礼物,我只要他一辈子的忠诚。遇到他之前,我其实是一个在感情上脆弱易碎的人。丈夫的性情比我稳固,也比我轻松,他像磐石一样可靠。有他在我的生命里,我也变成比自己的天性更强大一些的人。
 
我把好友的朋友去世的事情告诉了丈夫。他在医院工作了三十余年,跟死亡的关系比常人要亲密许多,也似乎因此生活得更积极、更毫无保留。偶尔,他跟我提起一些看似十分平凡的病人,在生命的尽头,却如天鹅入水的瞬间,产生出异常的美丽和深刻的自省。他们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失去对上帝或者宇宙、对人性中真善美的信念。我想,如果这样的信念可以存在于一个人临终的时刻,那它或许也存在于人间的每时每刻。
 
这对我,是一首“安慰之歌”。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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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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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星陈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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